教会是基督临在之处，而圣餐就是基督临在之处。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圣餐就是基督的身体。

自疫情以来，线上聚会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而讨论该问题的关键和发轫之处则是圣餐论——一种关于身体和临在的思考。此外，在AI/AR时代，人也需要特别思考肉体（相对于信息/知识）的意义。倘若圣餐关乎的无非是内心的感动和立志，那么饼和杯作为空间中的，外在于我们的存在有何意义？倘若人只关乎思想，那么肉体有何意义，我们比AI有何长处？

Von Allmen说，宗改时期关于圣餐最重要的历史，并非路德与慈运理的争论，也非后来的加尔文与纯正路德宗（Gnesio-Lutheran）的辩论，而是教会第一次将Lord’s Day（主日）与Lord’s Supper（主餐）分开了。¹主日敬拜，自此不再把圣餐视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直到20世纪的礼仪神学复兴，新教的发展整体上始终伴随着对圣餐的不断边缘化。

我在此立一个暴论：新教对圣餐的边缘化，乃是走向容忍线上敬拜的第一步。因为只有不重视圣餐的教会，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肉身的缺席。而信徒肉身的缺席，则首先源于基督肉身的缺席。假如基督的身体都没来，我的身体为什么要来？而基督身体的缺席，除了隐含着一种幻影说以外，还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教会若可以在基督身体的缺席中敬拜，则意味着敬拜，作为救恩的果效/应用之一，不需要肉身，倘若如此，那么救恩的成全为什么需要肉身）？当敬拜不包括信徒的肉体，只包括信徒的心灵或者思想，敬拜自然走向一种灵知主义（Gnosticism）。如我一位老师所说：激进的纪念说几乎不能叫圣餐论，因为其对圣餐的理解本质上是anti-sacramental的（反圣礼的）。一个反对神的恩典能够借由饼和杯临到信徒的神学家，其神学离反对道能够成为肉身的神学的距离还有多远呢？

這間教會是玩真的

那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主日早晨。我來到教會，一如既往地坐在講台右側第三排靠窗的位置。

因為
上帝的恩典遠多過我所要的
所以總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
叫我能更深遠明白恩典夠用
只誇自己的軟弱而基督剛強

据说，对启示的见证并非启示本身，因此圣经并非启示，不过是对启示的见证。那么，是否对启示的回忆也并非启示本身？人不能像对启示一样对待自己关于启示的回忆，在那个意义上，人在经历启示后，也不能确定自己得了启示，因为他还需要另一个持续的启示来证明他对前一个启示的回忆是精确的，或者说，以后一个启示来证明前一个启示确实是启示。但这也是转瞬即逝的。启示永远是当下，因此无法在过去，也无法在未来被再现出来。哪怕再领受关于之前启示的新启示，也已经不是之前的启示了。之前的启示被永恒地作废了。经历过启示的人，也再也不能声称自己得着了启示。即使一个曾经亲遇基督的人，也无法确信自己真的遇到了基督，真的遇到了上帝。毕竟，他只是曾短暂遇见启示（临在），而非持续拥有启示（内在）。在大多数没有启示的时候，人都活在一个无神的空间里，神圣退避了。这样的世界中，人如何能够拥有启示的确据——遑论救恩的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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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文化當中，我們對於人作為受造物的有限性幾乎可以說是不能接受的。就算我們不直接說有限是一種罪或者是一個問題，我們總還是覺得，如果我們可以突破界線會是更好的。因此我們佩服那些可以睡很少的工作狂、我們認為人合理健康的樣子應該要是總很有活力、可以活得像是一天有三十個小時一樣．．．等等之類的。我們無法接受自己的軟弱也有限，但是這些有限性會被我們解讀成是我們懶散、是我們不夠愛上帝、不夠敬虔等等，因此我們活得充滿罪疚感。但這是很有問題的。

按：原於2024.09.07發表於台北改革宗神學院，影音連結點此。

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甚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愛　神，這人乃是　神所知道的。論到吃祭偶像之物，我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甚麼，也知道　神只有一位，再沒有別的　神。雖有稱為　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許多的　神，許多的主；然而我們只有一位　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他；我們也歸於他─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有的；我們也是藉著他有的。但人不都有這等知識。有人到如今因拜慣了偶像，就以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們的良心既然軟弱，也就污穢了。其實食物不能叫　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益。只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若有人見你這有知識的，在偶像的廟裡坐席，這人的良心若是軟弱，豈不放膽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嗎？因此，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識沉淪了。你們這樣得罪弟兄們，傷了他們軟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哥林多前書第八章

引言

我們是否能夠僅僅透過教會文化、而不是透過理論性的講述就可以辨認出一間改革宗教會？換句話說，今天如果有一個人到一間教會聚會，但他恰好在講道的時候，我們姑且說，肚子痛去上廁所，出來的時候講道已經結束了。這個人在今天聚會完之後也參與了教會的團契等活動，但等他回到家的時候，他若回想今天整個聚會的內容，有甚麼原因可以讓他意識到：喔我今天去的是一間改革宗教會？

從羅馬書4-6章看保羅的救恩論結構

前言

在改革宗神學中我們相當強調「與基督聯合」在整個救恩論中扮演的核心地位，並進一步從與基督聯合開始探討救恩論的各種層面。在稱義與成聖的關係上有不少著作有很深刻的討論，像是Mark Garcia的論文所指出的在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當中表達了一種「雙重恩典」，也就是稱義和成聖這兩者皆是我們透過信心在聖靈裡與基督聯合而得的恩典（這點光是從《基督教要義》的目錄編排便可窺知一二）；或者像是傅格森的經典著作《全備的基督》中論及我們不能只要救恩而不要救贖主、不能只要恩典而不要賞賜恩典的基督自己，因此被稱義意味著與這位聖潔的主在生命中聯合、也因此意味著我們不可能不開始有一個成聖的生命。¹

本文將不會重述這些其他著作已經充分討論過的論述。除了澄清一些基本的概念以外，本文會著重在兩個視角：一、比較稱義與成聖兩者的關係在天主教和路德宗當中的理解，藉此進一步探討針對救恩論上的神學用詞考量；二、透過羅馬書4-6章和其上下文展現改革宗神學對於稱義和成聖兩者關係的描繪反映了保羅的救恩論結構。我們可以從羅馬書4-6章的架構理解神學上的稱義與成聖的概念之間的關係：保羅在當中所展現的救恩論結構是我們透過與基督聯合領受祂在復活中所有的稱義與成聖的生命，以致我們在聖靈裡與祂一同復活時我們也是稱義且成聖的。而透過看到稱義與成聖在保羅的神學中皆出於與復活的基督在生命上的聯合，我們會在最後提出一些實際的應用，包含改革宗神學中對律法的第三種用途以及基督徒面對苦難的態度。

Q：上帝怎麼畫一個方的圓？

A：上帝畫一個方，然後說這是一個圓。

1. 文化是汉语神学的母体，而一切神学的父亲总是神的道。母体孕育孩子，一切营养/物质，都来自母亲。犹如神学进入一个新的文明，一切的语言都来自文化，一切血肉器官都来自母体。然而，其所孕育的已然是全新的生命。父亲在孕育之时，截然立于母亲和孩子以外，如同天上之道与地上文化本体论上的差异，但并非与他们无关，如同父亲的基因深入与母体的基因结合。
2. 阿奎纳有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之说，但此言没有充分注意到二者的不可分割性。因为一个女人可以没有使女，但信仰却无法没有理性，神学却无法没有哲学。因此，我提出一个更好的比喻。理性是妻子，而信仰是丈夫。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己，甘愿卑微，来以理性的言说，表达信仰预先奥秘地所把握的。信仰所把握的若不以理性言说，就是对理性缺乏爱。而理性顺服于信仰所启示的，并非盲目中立，而是热烈追随。二者在爱中合一，则是以信致知。所知并非所不信，所信并非无所知，二者乃是和谐为一。
3. 在他论讲道的小书的结尾，Von Allmen提到改革宗传统在许多方面需要倾听其他传统（如礼仪），而其能够对普世教会运动产生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对建造信徒的讲道的看重。他指出，改革宗的讲道观对许多议题都有重要意义——譬如，圣母论（Mariology）。他说：“除了那位在其卑微的人性中领受了“道”并且将其在自身中给予世界的玛丽亚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对耶稣基督的宣讲者更好的模范（榜样/例子）呢？” 每个讲员，都必然要经历圣灵的“感孕”，才能生出神的道。唯有凭着信心顺服，情愿被动地照着上帝的应许得到成就的讲员，才能作为属灵的“女性”孕育信息。讲员对神之道的内化，就近乎母亲怀孕一般，乃是从自己的血肉生出，却绝非被母亲的血肉所限制（加拉太书4:19）。讲员绝非无罪，但这并不让他们因此不能讲道。正如我们宣信，讲道者所发的乃是上帝之道，我们也宣信，玛丽亚乃是上帝之母。对讲道者的尊重，恰是我们对于圣母的尊重。

为什么需要讲道，因为需要时代（当下）的信息。如果一个信息不是当下，就是死的，就与请人复述圣经的话语并没有区别。

当然，其实也已经有了区别，不管是请人复述（who），还是选择复述什么（what），乃至以怎样的情绪语气复述（how），都已经构成了选择，也在那个意义上注入了生命。

針對利未記 15:18，我有一個非常大膽的解經。如果在整卷《利未記》中，「不潔」的涵義都指向「遠離生命或遠離神」，那麼為何性行為會被視為一種「遠離」或與「死亡」掛鉤的行為呢？經文本身並未對此給出明確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