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CredoYou

最近在想，现代神学和哲学关于主体性的讨论，好像在中国保守基督徒中间缺乏反响——诚然，背弃传统，将信仰完全视为主观之事，乃是自由派所为。但是，完全忽略现代神/哲学在这方面的思考，把他们完全视为一种对正统信仰的背离，而不是一个积极的，虽然是有问题的尝试，似乎是不公平的，也未能充分考虑到我们的会众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客观和共识不存的时代。倘若我们只知道不断重复圣经是无谬无误地话语，却不深思来自哲学乃至神学本身的挑战和批判，恐怕对于我们自己和周围的弟兄姊妹都是无益的。

据说，对启示的见证并非启示本身，因此圣经并非启示，不过是对启示的见证。那么，是否对启示的回忆也并非启示本身？人不能像对启示一样对待自己关于启示的回忆，在那个意义上，人在经历启示后，也不能确定自己得了启示，因为他还需要另一个持续的启示来证明他对前一个启示的回忆是精确的，或者说，以后一个启示来证明前一个启示确实是启示。但这也是转瞬即逝的。启示永远是当下，因此无法在过去，也无法在未来被再现出来。哪怕再领受关于之前启示的新启示，也已经不是之前的启示了。之前的启示被永恒地作废了。经历过启示的人，也再也不能声称自己得着了启示。即使一个曾经亲遇基督的人，也无法确信自己真的遇到了基督，真的遇到了上帝。毕竟，他只是曾短暂遇见启示（临在），而非持续拥有启示（内在）。在大多数没有启示的时候，人都活在一个无神的空间里，神圣退避了。这样的世界中，人如何能够拥有启示的确据——遑论救恩的确据？

1. 文化是汉语神学的母体，而一切神学的父亲总是神的道。母体孕育孩子，一切营养/物质，都来自母亲。犹如神学进入一个新的文明，一切的语言都来自文化，一切血肉器官都来自母体。然而，其所孕育的已然是全新的生命。父亲在孕育之时，截然立于母亲和孩子以外，如同天上之道与地上文化本体论上的差异，但并非与他们无关，如同父亲的基因深入与母体的基因结合。
2. 阿奎纳有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之说，但此言没有充分注意到二者的不可分割性。因为一个女人可以没有使女，但信仰却无法没有理性，神学却无法没有哲学。因此，我提出一个更好的比喻。理性是妻子，而信仰是丈夫。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己，甘愿卑微，来以理性的言说，表达信仰预先奥秘地所把握的。信仰所把握的若不以理性言说，就是对理性缺乏爱。而理性顺服于信仰所启示的，并非盲目中立，而是热烈追随。二者在爱中合一，则是以信致知。所知并非所不信，所信并非无所知，二者乃是和谐为一。
3. 在他论讲道的小书的结尾，Von Allmen提到改革宗传统在许多方面需要倾听其他传统（如礼仪），而其能够对普世教会运动产生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对建造信徒的讲道的看重。他指出，改革宗的讲道观对许多议题都有重要意义——譬如，圣母论（Mariology）。他说：“除了那位在其卑微的人性中领受了“道”并且将其在自身中给予世界的玛丽亚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对耶稣基督的宣讲者更好的模范（榜样/例子）呢？” 每个讲员，都必然要经历圣灵的“感孕”，才能生出神的道。唯有凭着信心顺服，情愿被动地照着上帝的应许得到成就的讲员，才能作为属灵的“女性”孕育信息。讲员对神之道的内化，就近乎母亲怀孕一般，乃是从自己的血肉生出，却绝非被母亲的血肉所限制（加拉太书4:19）。讲员绝非无罪，但这并不让他们因此不能讲道。正如我们宣信，讲道者所发的乃是上帝之道，我们也宣信，玛丽亚乃是上帝之母。对讲道者的尊重，恰是我们对于圣母的尊重。

为什么需要讲道，因为需要时代（当下）的信息。如果一个信息不是当下，就是死的，就与请人复述圣经的话语并没有区别。

当然，其实也已经有了区别，不管是请人复述（who），还是选择复述什么（what），乃至以怎样的情绪语气复述（how），都已经构成了选择，也在那个意义上注入了生命。

“卮言”一词取自庄子：“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可？可。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物固有所然乎于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皆天倪也。” ——《庄子·寓言》

教会是基督临在之处，而圣餐就是基督临在之处。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圣餐就是基督的身体。

自疫情以来，线上聚会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而讨论该问题的关键和发轫之处则是圣餐论——一种关于身体和临在的思考。此外，在AI/AR时代，人也需要特别思考肉体（相对于信息/知识）的意义。倘若圣餐关乎的无非是内心的感动和立志，那么饼和杯作为空间中的，外在于我们的存在有何意义？倘若人只关乎思想，那么肉体有何意义，我们比AI有何长处？

Von Allmen说，宗改时期关于圣餐最重要的历史，并非路德与慈运理的争论，也非后来的加尔文与纯正路德宗（Gnesio-Lutheran）的辩论，而是教会第一次将Lord’s Day（主日）与Lord’s Supper（主餐）分开了。¹主日敬拜，自此不再把圣餐视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直到20世纪的礼仪神学复兴，新教的发展整体上始终伴随着对圣餐的不断边缘化。

我在此立一个暴论：新教对圣餐的边缘化，乃是走向容忍线上敬拜的第一步。因为只有不重视圣餐的教会，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肉身的缺席。而信徒肉身的缺席，则首先源于基督肉身的缺席。假如基督的身体都没来，我的身体为什么要来？而基督身体的缺席，除了隐含着一种幻影说以外，还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教会若可以在基督身体的缺席中敬拜，则意味着敬拜，作为救恩的果效/应用之一，不需要肉身，倘若如此，那么救恩的成全为什么需要肉身）？当敬拜不包括信徒的肉体，只包括信徒的心灵或者思想，敬拜自然走向一种灵知主义（Gnosticism）。如我一位老师所说：激进的纪念说几乎不能叫圣餐论，因为其对圣餐的理解本质上是anti-sacramental的（反圣礼的）。一个反对神的恩典能够借由饼和杯临到信徒的神学家，其神学离反对道能够成为肉身的神学的距离还有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