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餐与教会：敬拜中的肉身与临在

教会是基督临在之处，而圣餐就是基督临在之处。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圣餐就是基督的身体。

自疫情以来，线上聚会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而讨论该问题的关键和发轫之处则是圣餐论——一种关于身体和临在的思考。此外，在AI/AR时代，人也需要特别思考肉体（相对于信息/知识）的意义。倘若圣餐关乎的无非是内心的感动和立志，那么饼和杯作为空间中的，外在于我们的存在有何意义？倘若人只关乎思想，那么肉体有何意义，我们比AI有何长处？

Von Allmen说，宗改时期关于圣餐最重要的历史，并非路德与慈运理的争论，也非后来的加尔文与纯正路德宗（Gnesio-Lutheran）的辩论，而是教会第一次将Lord’s Day（主日）与Lord’s Supper（主餐）分开了。¹主日敬拜，自此不再把圣餐视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直到20世纪的礼仪神学复兴，新教的发展整体上始终伴随着对圣餐的不断边缘化。

我在此立一个暴论：新教对圣餐的边缘化，乃是走向容忍线上敬拜的第一步。因为只有不重视圣餐的教会，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肉身的缺席。而信徒肉身的缺席，则首先源于基督肉身的缺席。假如基督的身体都没来，我的身体为什么要来？而基督身体的缺席，除了隐含着一种幻影说以外，还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教会若可以在基督身体的缺席中敬拜，则意味着敬拜，作为救恩的果效/应用之一，不需要肉身，倘若如此，那么救恩的成全为什么需要肉身）？当敬拜不包括信徒的肉体，只包括信徒的心灵或者思想，敬拜自然走向一种灵知主义（Gnosticism）。如我一位老师所说：激进的纪念说几乎不能叫圣餐论，因为其对圣餐的理解本质上是anti-sacramental的（反圣礼的）。一个反对神的恩典能够借由饼和杯临到信徒的神学家，其神学离反对道能够成为肉身的神学的距离还有多远呢？

倘若得救只在乎接受正确的教义体系和命题真理系统，那么，圣餐自然是可有可无的。假如一切都能凭信心超越空间的阻隔领受，那么在教会听道，为什么能够胜过在家听道，乃至在家读书呢？这个追问，并非要否定神可以借着圣灵跨越空间工作，而是要提醒我们，上帝要求的乃是全人的敬拜，而信徒的肉身并非敬拜的阻隔，而是（人类的，而非天使的）敬拜的要素之一。我们是作为有身体的人在敬拜，因此上帝赐下圣餐。因为只有需要饮食的，有身体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虽然是奥秘地，有时不能被言说地）基督作为生命的粮在圣餐中被赐下的意义（相比之下，天使，显然不能领受圣餐）。只有经历过肉身中的软弱，饥饿，干渴的人，才能将这种对食物的饥渴，转化为属灵的，对基督的饥渴。

套用加尔文的话：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凡以上帝为父的，必以（有形）教会为母。² 加尔文的这段话写在他第四卷教会论的开篇，紧接救恩论之后，表明神亲自将有形教会对信徒的牧养（因此包括圣餐）和救恩的应用联合。假如上帝将他的恩典与圣餐联合，那么我们不应当武断地将其分离（divorce）。类似的，上帝意图人在圣餐中，使用其身体参与敬拜，那么人若将肉身从敬拜中排除，就是分开了神所配合的。

讽刺的是，改教家提出的无形的教会（invisible church），似乎在今天的线上教会被具象化了。所谓线上教会，不就是无形的教会吗？改革宗传统若不能深切阐发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之间紧密的联系，而仅仅视有形教会为偶然的（accidental），非必需的现象，就不能真正回应虚拟时代对新教教会论的挑战。当然，回应这种挑战，所需要的不仅是神学的论述，更是敬拜的重新转向（reorientation）。直言之，恢复教会崇拜每周圣餐的实践，将是恢复（reform）和更新（transform）对教会的具身性，敬拜的具身性的第一步（所谓的具身性，不就是在肉身中——incarnation——吗？）。

或许有人会说，要每周圣餐，是试图让圣礼，而非圣道成为敬拜的核心，从而走向天主教/东正教的道路。然而，试问圣餐何时才渐渐不成为新教敬拜的核心？自宗改以来，圣餐论从未能在新教内完全解决，这种未能解决，某种意义上延宕了圣餐积极的施行。但这并非意味着改教家不重视圣餐，相反，圣餐论争论作为整个宗教改革运动最大的（如果不是唯一的）争论和分裂之源，意味着它始终处于新教的核心（再次，更需要注意，在类似Regensburg Colloquy的天主教/新教对话中，不能达成一致的并非因信称义的表述，而是圣餐论和教会论）。改教家关于这个议题如此（有时过分）激烈的争论，意味着他们所意图恢复的，远非是正确的逻辑和理性，而是正确的敬拜。今天的新教教会，大多把圣餐视为一个epilogue（附件），而非climax（高潮）。因此，今天的新教徒也几乎不能领会改教家们为何会为如此“鸡毛蒜皮”的，peripheral的议题而分裂。然而，这种“不理解”本身暗示了我们和改教家的距离。

正如近两百年前，Mercersburg运动的代表人物Nevin和普林斯顿的Hodge争论圣餐论时所说的，像Hodge所代表的改革宗人士在这点上最大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偏离了Reformed传统关于圣餐论的正确教导，转向了纪念说，而是他们对圣餐这个论题本身对漠不关心（就像当代教会对三一论的漠不关心，或许不啻于在三一论犯错，至少后者并不敢于边缘化一个基督教最中心的教义）。³当然，没有教会会明目张胆地说，圣餐是不重要的，三一论是可有可无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它们是否贯穿于教会的生命之中，是否显现于信徒的敬拜和生活之中。遗憾的是，在遍地惯于线上聚会的中国教会，圣餐论恐怕再也没有比此时此刻更加边缘的时刻。

倘若说，改教家对圣餐论的异见导致的分裂，可以从反面证明他们对圣餐的重视。那么，改革宗传统将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正确施行作为教会的两大标志，则从正面表明圣餐在宗改时期的核心地位。这点在如今的新教教会似乎都很难得到真正的体现——圣礼何德何能能与圣道并列？圣餐不再每周施行，暗示着圣餐对敬拜不是必不可少的，如同圣道是敬拜必不可少的。

倘若有人问，为什么敬拜可以只有圣道而无圣餐？答案常常是，因为圣餐的功能完全能够被上帝之道的宣讲所包括——圣餐所传递的恩典，也是圣道所赐予的恩典；圣餐所赐的基督，与圣道所赐的基督，是同一位基督；甚至，主餐和宣讲是同一圣道（Logos）显现和赐下的两种方式，但其实质都是基督。在这种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中，人几乎不能理解圣餐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甚至也不能理解基督为什么要设立圣餐。

但如果我们如此强调二者的类似性，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这周不用讲道，我们领受圣餐即可？但我在想这是否有其反讽之处。因为实际上，所有的主日聚会，在它们都是在基督复活之日进行的聚会的意义上，本都是某种圣餐聚会，都是纪念并敬拜死而复活的基督而开展的聚会（cf. 徒 2:42）。而讲道，也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始终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今天圣餐前的短讲，是对基督死而复活的意义的解读。一个牧师如果讲道时旁边总放着饼和杯，他总有些被提醒自己要以基督为中心去讲道。而一个牧师如果总在圣餐的缺席中讲道，他也总感到自己的讲道缺乏更加具体的指向性。如Von Allmen说，一场没有圣餐礼的主日崇拜，就如没有耶路撒冷（基督受难/复活之地）的加利利（基督服侍/宣讲之地），无法在基督的死而复活中，获得其服侍和话语的根基。⁴没有圣餐的崇拜，并非完满谢幕，而是戛然而止。也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新教教会，即使平日一到三个月才进行一次圣餐，也无人胆敢在受难周不举行圣餐。⁵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感受，在纪念基督的敬拜中不进行圣餐是不适宜的。但这样的属灵情感往往很难扩展到每一次聚会，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其他的聚会中，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样以基督为中心，没有那么使一切宣讲和服侍指向基督的死而复活。

圣餐在敬拜中的缺席，因此也影响了整个敬拜的敬拜属性，仿佛敬拜只关乎讲道/听道。在我的家乡，主日敬拜被称为“听道理”，而基督徒则是“听道理的人”。新教的不少教会（尤其是改革宗教会）似乎久在其他传统的教会中有“热爱学习”的名声，仿佛基督徒的成圣之路就是一个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过程。这种重心的偏离，或许不能说没有主餐的缺席的影响。⁶

主餐的缺席，也使得主日缺乏自身独特的标记，似乎并不截然区别于其他聚会。在逼迫处境下的中国教会，为安全之故，往往重小组而轻主日，重关系而轻敬拜，很多基督徒甚至习惯以小组取代主日，但这绝非宗改之精神，也降低了教会首先是和在上的上帝团契的群体（而不仅仅是和信徒团契的群体）的超拔。

如果考虑到，圣餐和圣道，都是在主日敬拜中进行的，那么，声称改教家认为，正确的主日崇拜是判断真教会的关键，应当不是一个立不住脚的论点。如果改教家只是想改革神学与哲学，想像许多经院神学家那样提出不同的神哲学观点（唯名论者和唯实论者都属于一个教会），那么他们大可以在教会内部建立一个新的学派，而非教会。如果改教家只是想改革政治和体制，如大公会议主义者（Counciliarists）那样限制教皇的权力，那么他们大可以在教会内部建立一个新的党派，而非教会。如果改教家只是想改革事工和道德，如方济各修会，多明我修会，奥古斯丁修会，那么他们大可以在教会内部建立一个新的修会，而非教会。不！改教家所追求的，乃是一个新的教会，一个恢复/更新（reform/transform）的崇拜。有什么目标是只有建立新的教会才可以达成的？唯有敬拜。神学，政治，事工，都并非教会所独有。大学，政党，机构，都可以完成。唯独敬拜，专属于教会，也在这个意义上，教会专属于敬拜。教会最根本的身份并非事工，并非政治，甚至并非神学，乃是对上帝正确的敬拜。这当然不是说敬拜无关神学（以及体制和事工），但确实表明，敬拜对教会的存有具有优先性，并且教会其他的一切都要放在敬拜的视角中才能领会。也唯有在这种敬拜的视角中，当代教会才能真正领会改教家对上帝的荣耀的看重——因为荣耀是相对于敬拜（而非神学言说或其他）而有的概念。

失去敬拜，则神学失去其对象，体制失去其权柄，事工失去其生命。主日敬拜作为个人敬拜生活的起源和圭臬，其恢复和更新绝非等闲之事。同时，这也再次证明，圣餐的正确执行（作为两大圣礼之一）绝非边缘问题，而是与圣道的宣讲一同支撑教会的存在（being）和健全（well-being）的柱石。虽然新教的圣礼还包括洗礼，但是洗礼却并非一定要在教会崇拜中举行（如Acts 8:36），且其频率并不像圣餐（按照早期教会的传统）至少每周举行（cf., Acts 2:42，46；20:7）。话语的宣讲，圣徒的团契，圣灵的祈祷，甚至洗礼，都可以发生在教会之外，崇拜之外；唯有圣餐，只发生在教会之内，崇拜之中。孤独地领受这表明合一，促成合一的奥秘乃是荒谬的。⁷

在此意义上，倘若新教圣餐论未得到终极的解决（相比Marburg Colloquy中其他神学议题的解决和一致），则宗教改革就不能算是真正完成，因为敬拜(also, by implication, the church）的恢复和更新并没有达成。然而，或许圣餐论在新教传统中的悬而未决并非没有意义，而是上帝特要让这象征合一的奥秘，留待普世大公教会合一时方能解决。⁸

正如Mercersberg Movement开启于John W. Nevin和Charles Hodge关于圣餐的争论，也让我们以对圣餐的默想，开启“反以相天”这个致力于在中国延续Mercersburg Movement精神的第一篇文章。值此纪念基督受难/复活之际，让我们不仅在心灵上沉思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更是在圣餐这常新的奥秘前，凭着信心，领受那难以言喻的丰沛的恩典，完全的基督。

1. Jean-Jacques von Allmen, The Lord’s Supper, trans. W. Fletcher Fleet, Ecumenical Studies in Worship 19 (John Knox Press, 1966), 17. ↩︎
2. 《基督教要义》 IV.i.1. ↩︎
3. see John Williamson Nevin and Charles Hodge, Coena Mystica: Debating Reformed Eucharistic Theology, Mercersburg Theology Study Series 2 (Wipf and Stock, 2013), 17. ↩︎
4. 值得注意的是，就早期教会的崇拜礼仪而言，倘若没有圣餐，那么基督徒的集会与犹太的集会就没有明显的区别（除了时间的不同）。保罗仍然在安息日在犹太会堂辩论，传讲基督（徒14:1）。这个意义上，圣餐（而非宣讲的内容本身）是可见地将教会和犹太会堂区分的最重要的标记。 ↩︎
5. 当然，更加极端的例子来自那些一年一/两次圣餐的教会。而这些教会，也往往选择复活节作为举行圣餐的日子。 ↩︎
6. 关于这个话题，我希望在之后对19世纪改革宗内部最重要的圣餐论争论——John W. Nevin和Charles Hodge的争论的介绍和分析中更清楚地做一些论证。 ↩︎
7. 无形的教会当然永远不会在这些活动中缺席，但我此处谈论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地方教会。譬如，查经聚会可以有圣徒的团契，可以有话语的分享，但绝不会有圣餐。而洗礼更是可以在旷野，在河边，在任何（如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所说）有水的地方进行而没有妨碍（虽然洗礼显然应当尽量在教会中进行）。 ↩︎
8. 实际上，新教内部这个问题的悬而未决，反而让新教从其他传统的圣餐论中得着不少的学习。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BEM document（利马文件），这是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致力于ecumenism）产生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其中的圣餐论显然有对东正教和天主教不少的借鉴与同情性理解。另外，这个断言也并非说新教解决了所有其他神学问题（显然没有），而是指新教最早的传统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达成confessional意义上的一致，而却至少能在其他议题上达成合一的表述。甚至这个问题的悬而未决直接导致了新教最初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