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讲道，因为需要时代（当下）的信息。如果一个信息不是当下，就是死的，就与请人复述圣经的话语并没有区别。
当然，其实也已经有了区别，不管是请人复述（who），还是选择复述什么（what），乃至以怎样的情绪语气复述（how），都已经构成了选择，也在那个意义上注入了生命。
传统是死人的活信仰。传统就是来自死人的文字。这些文字是死的，因为他们已经决定性地留在了昨日，留在了此前的状态，盖棺定论，不再能被改变。我们已经不能再和文字鲜活的作者对话。他们已经不再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反驳我们的质疑。在这个意义上，文字就是死的。
从柏拉图起，书写/阅读就是一个饱含质疑的概念。记录文字，就是杀死作者，就是以不可对话的“永恒/不变”的文字取代鲜活的，当下的对话。
在书写中，圣道受难了，降卑了，成为被动的，仿佛可以随意摆弄（因此，自由派厚颜无耻地阐发圣经，仿佛自己真能够理解圣经）。而在教会的宣讲中，圣道则死而复活。使之复活的，就是圣灵。因此，圣经说：“字意叫人死，圣灵叫人活。”在圣灵的诠释中，死者苏生了，文字复活了。文字仿佛没有死，还能够继续说话。圣经如同已死，但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此，圣经必须复活。讲道是“死”文字的活声音。文本已死，作者已死，但上帝却令死者复活。而上帝使之复活的方式，就是圣灵。
强解经文者，如同闯入圣餐礼的不信者，以为能够凭着领受饼杯吃下基督，然而上帝永不可能接受此种强迫。因为吞吃（死亡的身体）尸体并不能带来生命，唯独借着圣灵领受的基督，才是唯一的基督，才是完全的（whole）基督。因此，圣经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
唯有借着同一个圣灵，我们能够产生同一个神学，同一个诠释，见到同一个基督，以至于合一。
诚然，将合一寄希望于圣灵，是冒险的，是可怕的。因为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吹。灵是最为自由的（并非物质）。其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物质世界所不享有的自由。灵能够开启，能够转化，能够在人所意料不到之处隐秘地工作，这些都是灵的自由。然而，在灵以外，别无合一。因为除他以外，别无纽带。父是灵，子是灵，神亦是灵。圣灵，即是从灵出来的灵，是神-灵的承付者，是父子的纽带，因为父子所共有的，就是父子的灵。
所谓新教徒，就是将自己的全部化为赌注，将合一的可能性，信仰的可能性，诠释的可能性，全然寄托在灵之上。
其二：
所谓时机，讲究的并非永恒，而是变化。变化并非为变化本身——变则通，通则久。变化能够悖论地产出恒久，而固守则悖论地成为短暂，走向死亡。
这也符合中国文化的特性。中文最早的经典之一，《易经》，即关于变化的经书。君子何时应当坚持不变，何时应当安时处顺，都应该有智慧才能判断。智慧是动态的（与不变的命题真理相对），是当下的，是即刻的。
在箴言书中，相反的两句话能够并行不悖。所在乎的就是当时的“时机”。因为，在某些时机中，某些事就是错的；但正确的时机中，一切都恰到好处。某种意义上，真理是时机性的。因为，基督就是在日期满了的时候来到的，而基督就是真理。想要击中人心，就必须要有时代的信息，如同基督一样。讲章并不需要特别应用，因为整个讲章都应当在当时当地说话。
一段过去的文字，需要和当下的，活生生的事件发生反应，才能产生“生命”该有的力量。生命就是当下的时刻（正如死亡只存在于不变的回忆中），生命就是涌动的力量和转化（正如死亡是静止的）。生命，就是时间中的变化。唯有圣灵可以赐予真正的变化，否则人就是如同已死，没有未来可言。
起初，空虚混沌没有未来，所以圣灵运行，使万物获得生命。士师时代，以色列没有未来，所以神赐哈拿生命，带来撒母耳，成为变化的契机。罪人没有未来，所以神赐玛丽亚生命，带来基督，成为变化的开端。圣灵（而非圣父）感孕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圣灵是赐生命/变化者。
在三一中，圣灵是转化者。假如基督是时间之主，那么圣灵就是时机之主（当下的时刻），他将圣子所成就的，随己意在所定的时机分给教会。每当教会/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都有圣灵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标记了紧急的时机，变化的世代，也是因为，圣灵本身就是转化时间者。他决定性地令世界从过去走向未来，从属肉体的世代，走向属灵的世代（林前15章）。圣灵是纽带，是不变的父和不变的子之间的纽带，是永恒的上帝和时间中的教会的纽带，也是过去和未来的纽带。除了“现在”，还有什么是过去和未来的纽带？除了现在，什么在不断把过去转化为未来？圣灵是负责转化的位格。死人领受了灵，就成为活人。活人领受了灵，就成为属天之人。圣灵能够转化，因为圣灵是纽带，能够联合不同的事物，使得二者进入转化合一的运动之中。
时机，就是转化的时刻（就如按时撒种灌溉能够产生粮食）。而错失时机，就错过了转化，甚至因此走向死亡（就如没有及时浇水的植物会干涸）。与圣灵一同工作者，能发现时机，把握时机，让自己与自己所服侍的对象一同在圣灵中被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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